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名城重庆，曾经有无数的事物在这座城市生长，来来往往，起起落落。在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8岁，重庆科瑞制药作为重庆唯一一家“国”字号药企，其近百年的历史堪称奇迹。这个甚少高调出现在公众前的企业，到底经历了什么？从最初由中国民国时期的政治家、外交家、金融家宋子文在香港投资创办的协和药厂，到今天的医药现代化企业，科瑞制药一直屹立在那里，宛如重庆医药行业发展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见证着重庆医药产业征途上的不朽传奇。
在如今已繁华遍地的南岸上新街，年逾七旬的吴老望向窗外，那里是满窗的南山胜景和一座废弃的老厂房，斑驳的墙面上依稀可见“重庆制药七厂”，那里存留下那些过往了近一个世纪的记忆，有着吴家几代人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传奇——重庆科瑞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他的讲述也就从这里开始。
萌芽于烽火硝烟的民国初期，见证了中国民族工业近半个世纪的风雨沉浮（1914︿1956）
百年忧患，百年艰辛，上世纪初，随着远洋世轮的一声汽笛，大批有志于民族复兴、抗日救亡的青年学子纷至归国，留美归来的宋子文在香港投资创办了协华药品股份有限公司（协和制药厂前身），在抗日战争中，香港沦陷前夕，迁来重庆。自此这个萌芽于烽火硝烟的民国初期的手工作坊式的小工厂在近一个世纪的风雨飘摇中开始了艰难地生存之路。
顺应时事，浴火重生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浪潮（1956︿1993）
当无数的民营企业在战火纷飞中化为历史的尘埃后，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把私营工商业逐步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的轨道，1956年9月18日，饱经风霜的中法、协和、华洋、民生四家私营厂合并为“重庆制药厂”，那个年代的人都清晰地记得：人丹、金灵丹、八角丹风靡全国，是重庆制药厂著名的“三丹”。
1966年重庆制药厂改名为“重庆制药七厂”。吴老的父亲是七厂的老员工，吴老大学毕业后几乎没有什么选择就来到这里，他的人生也和父亲一样与这家企业荣辱与共。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批批清华、北大的名牌大学生在简陋的生产车间默默地奉献着他们的青春，他们利用土法生产出的胃蛋白酶的质量超过当时英美两国的同类剂型的质量。吴老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七十年代初，脑膜炎流行，为了生产治疗脑膜炎的消炎片，在“土法上骏马”的磺胺噻唑研制工作中，经过8天8夜的小型试验后，当时一位叫宁捷的技术骨干，在设备紧缺的条件下，用嘴代替酸泵将高浓度的硫磺酸吸入反应罐，保证了整个项目的成功！宁捷的举动轰动了全国，七厂也因此而成为全国首家规模化生产磺胺噻唑的厂家。
吴老说，那时，国家的需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大家都有一种责无旁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类似这样的牺牲当成光荣，发自内心地去学习和效仿，是国家、企业在那个时代主流的价值评判。
正是源于这样的精神动力，企业发展很快，60年代末，拥有西南地区唯一一个膏剂软管制药车间，至今那个年代的老产品红霉素眼膏、四环素软膏、氟轻松软膏等仍畅销西南；70年，第一家引进西德胶囊生产线，现胶囊产量西南第一；80年代，引进瑞士气雾罐装机，成为西南地区首家进口设备气雾剂生产车间，其生产的“芸香气雾剂”成为药典的起草者，“沙丁胺醇气雾剂”生产技术至今仍全国领先。
进入二十世纪末，历史的车轮把这样一个“苗红根正”的老国企推进了市场经济。在无情的市场浪潮中，重庆的医药企业格局大变，纷纷扰扰的体制改革、机制变革让国字号的医药企业骤然锐减。在“繁花渐欲迷人眼”的变革中，科瑞制药却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缘，始终扛着“国字号”的大旗披荆斩棘。
在这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简陋的车间、简易的实验室成了“保生存求发展”的火热战场。让吴老特别津津乐道的生动往事是：为了赶抢时间，曾有科瑞员工翻窗户进实验室悄悄加班；曾有车间为了降低空气中的湿度酷暑天里烤火炉；曾有班组集体数周睡地板收集试验数据……敢向一流企业看齐，敢同日月争速度，科瑞人一次一次地创造着企业的神话。在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变迁后，九十年代的重庆制药七厂的生产能力相当于五六年的２００余个重庆制药厂，普药销售西南第一，“阿莫西林”“洛列通”“感诺”“金钱草”“科曼欣”等产品价廉物美，畅销全国各地！1999年３月２８日，重庆制药七厂改制，更名为重庆科瑞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日积月累的生产技术，持之以恒的创新理念，为科瑞日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其间，曾有多家企业找到吴老欲高薪聘请，许诺房子、车子和票子，但都被他婉拒了。不知道是对国企的那份情愫，还是对那份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坚守，吴老说不清楚。２００４年，吴老退休，他的儿子、媳妇现仍在公司。（摘自医药经济报）
